鉴于媒体的重要性和广播电视收入单一所带来的危险，宪法要求立法者去形成一个积极的广播电视秩序。
[27] 戴维 W·里布朗著，胡明星译：隐私权在美国侵权法历史中的地位，载张民安主编：《隐私权的比较研究——法国、德国、美国及其它国家的隐私权》，中山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72页。因为信息自决内容的加入，传统信息权逐渐被拓展为内涵丰富、面向多维的集合性权利。
尽管涉及到个人的重大敏感信息，但遗憾的是，上述强制录入指纹的规定在我国却并未像在其他国家一样掀起轩然大波，而公民在申领身份证时拒绝录入指纹的个案更相当鲜见。[32]上述做法招致学者的广泛批评，认为隐私权的传统观念使个人的信息状态极端化，认为信息要么属于完全公开的状态，要么属于完全私人的状态，缺少一个在公开和私人之间的中间状态[33]。例如：作为主观权利，信息自决权首先具有抵御国家不当搜集、储存、传播和使用公民个人信息的防御权功能，它确保个人对于自身信息的自我决定和自我控制，防止国家借助数据处理技术无限度干预私人生活。尽管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23条[9]以及第25条[10]的规定中，我们似乎能够窥见立法者在保障信息公开的同时，同样尝试纳入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但这些零星分散的保护条款一方面只是信息公开的搭车之举[11]，另一方面它所涉及的内容也仅包括信息主体对政府所掌握的自身信息的获取权和更正权，而并未触及信息自决权的关键内核，即个人得自主决定其个人信息于何时、何地以及以何种方式被国家收集、储存、处理以及利用。这一理论有效克服了美国法上宪法隐私权概念的偏狭和弊端，也因此更宜成为我们系统建构公法上个人信息保护的理论核心和思考基础。
信息化时代下，信息搜集、储存、整合、传播及处理方式的彻底革新，使人们再无法遁于隐私之下获得完整隐秘的个人空间。这一认知决定了在德国宪法下任何基本权利都并非绝对，也都因此具有内在的可限性[42]。而跟其他宪法条款相比，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条款对下位的法律、法规及规章的依赖性更强、更明显。
主张新疆牧民发现的狗头金属于国家所有，并将其根据推到宪法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条款头上，此乃对自然资源国家所有的极大误解。因此，宪法上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条款只能合理地解释为，国家作为主权者要保障每个国民能公平地享有自然资源物，而不是国家本身排他性地对之实施占有垄断。[57]首先，这种说法缺乏实定法上的规范依据，毕竟所有的自然资源法都未将狗头金作为其规范客体。因而，为了最终达成共识、创建宪法解释上的通说，有必要继续就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条款进行理论化探究及适用性解读，以期对现实生活中的事案例能给出具有通说理论支撑的学界权威意见。
惟依法律规定及程式，始得将公务员暂行免职、停职或退职，或降任于薪俸较低之他职，第130条规定公务员为全国之公仆，非一党一派之佣役。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民法学家和宪法学者开始反思这一学说，因而国家所有权说大致可划分为传统的旧国家所有权说和最近被修正的新国家所有权说。
[57] 值得注意但又被以往研究者所广为忽略的是，即便狗头金属于矿产资源，那根据我国矿产资源法第35条之规定，狗头金这种零星分散的矿产资源亦属于捡拾者个人所有。答案显然是自然资源国家所有并不意味着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对自然资源享有所有权。它们提供了一种特殊的保护机制来防止立法权的滥用，提供了一种特殊的保障手段来确保权力的区分，维护法治国的法律概念。在施米特看来，有了此等宪法规定，那即便具有分赃和扈从性质的议会活动造成了国家解体之后果，公务员也不受任何影响。
易言之，面对绝对基本权利，国家处于消极地位，任何的干涉都属于例外状况。[8] 参见马俊驹：《国家所有权的基本理论和立法结构探讨》，载《中国法学》2011年第4期。跟既有的种种解释理论及方案相比，制度性保障理论与现行自然资源法律秩序的契合度更高，更容易被公私法上有关所有权的知识体系所接纳。[38] 薛军：《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中国语境与制度传统》，载《法学研究》2013年第4期。
[29]又如台湾吴庚大法官早在1994年就运用制度性保障理论阐发司法意见，他指出：宪法所保障之各种基本权利……国家均负有使之实现之任务。由是观之，自然资源国家所有的制度性保障功能要得到真正的实现及发挥，委实任重道远。
关于宪法第9条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条款的解释，除上述五种较有代表性的学说外，还有其他一些尚未充分展开的观点如立法形成说等等。德国本身的法治之路经历过多次路转峰回与推倒重来，其立法者对现行法秩序的破坏，堪称此等曲折与劫难频仍的根本原因。
不能不承认，公权说是新近出现的一种相当有力的解释理论，且上述新国家所有权说亦或多或少地认可国家对自然资源的立法权和管理权，即部分地接受公权说。[2] 参见《黑龙江省气候资源探测与保护条例》（黑龙江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第2第2款和第7条第1款。从法律上看，公有制国家的宪法大都规定了国家所有就是全体人民共同所有，国家是代表全体人民行使所有权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的制度性保障不但要求立法者对自然资源建构多层级的法律制度体系，而且该制度体系的构造必须符合基本权利保障的现代宪法要求，以使国民能够公平地获取自然资源物，并对之切实享有所有权、用益物权等权益。不论国家还是全民都是强政治性、弱规范性的抽象概念，一般不宜将之作为法律秩序意义上的权利主体。概言之，自然资源国家所有仅仅是个说明性法条，其法律秩序意义上的规范价值有待考察其他相关宪法规范条款之后，才能得到准确的诠释和确定。
[39] 林彦：《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行使主体——以立法为中心的考察》，载《交大法学》2015年第2期。施米特认为，这些宪法规定所承载的并不是真正的基本权利，而只是一种制度性保障。
[7] 王利明：《国家所有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6页。根据立法法第88、96条之规定，[59]气候条例有关气候资源国家所有的规定理应被撤销。
[17]宪法财产权资格论作为一种解释理论是否无懈可击本文不予置评，但把它推而广之运用到宪法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条款的解释上是否合适就不能不在此略加评论了。而本文所提出的制度性保障说是否同样面临着此等宿命，唯能留待学界同仁去评判。
遗憾的是，国家所有权说、公权说、资格说、所有制说、规制说等有关自然资源国家所有的解释学说，均未曾认真对待该宪法条款的价值目标问题，使其解释囿于望文生义之一隅。[50] Florida Dept. of State v. Treasure Salvors, Inc., 458 U. S. 670 (1982).此起案件的大致经过是这样的：1971年春美国萨尔沃珠宝有限公司在佛罗里达州马克萨斯群岛西边的海底，发现了一艘17世纪沉入海底的西班牙大帆船，并在那里发现了大批珍宝。从宪法学者到民法学家，探讨宪法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条款的所在多有，其主要观点可概括评述如下： （一）国家所有权说 对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条款作国家所有权解释，堪称是一直居于主流地位的学界通说。[11]诸如此类的新国家所有权说，除了使得国家所有权问题复杂化之外，并未给宪法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条款解释带来真正新的创见。
[31] 无论如何，制度性保障对立法者的拘束面是广泛的，至少可概括为三个方面：（1）立法者受作为法规总体之法制度之典型特征之拘束。[33]对制度性保障作广义之理解及适用，实乃基本权利保障走向全面化、精细化的时代发展需要。
对此，需要通过民主选举、公共舆论乃至宪法审查等救济手段，促使立法者从速弥补和纠正之。[24] 前引23，卡尔·施米特书，第183-184页。
在海滩上发见的珍宝和其他东西，根据自然法立即属于发现者所有。[17] 赵世义：《论财产权的宪法保障与制约》，载《法学评论》1999年第3期。
而大法官运用制度性保障时，绝非强调对此等基本权利的核心内涵予以保障，而是要求国家形塑并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以给予它们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全面化和系统性保障。矿产资源法第35条规定国家对集体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实行积极扶持、合理规划、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鼓励集体矿山企业开采国家指定范围内的矿产资源，允许个人采挖零星分散资源和只能用作普通建筑材料的砂、石、粘土以及为生活自用采挖少量矿产。经济主权其实与国家所有一样是个高度政治化的概念，它需要进一步具体化、规则化。[49] [罗马]查士丁尼：《法学总论——法学阶梯》，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51页。
3.制度性保障的核心要义及其历史渊源 旨在建立国民法治国的魏玛宪法，为何要载入上述规范条款，它们所承载的核心要义如何，其历史渊源在哪里？对此问题施米特有他独到的分析，他说：这些宪法律保障有其具体的历史根源：人们因为特定的经验而担心会发生某些特定的危险。[16]资格说渊源于赵世义教授早先提出的宪法财产权资格论。
[6] 孙宪忠：《统一唯一国家所有权理论的悖谬及改革切入点分析》，载《法律科学》2013年第3期。[25] 前引23，卡尔·施米特书，第184页。
第119条规定婚姻为家庭生活及民族生存增长之基础，受宪法之特别保护，并以男女两性平权为本。制度性保障说的核心是权利保障，且个人财产权的保障为其重要内容。
